格雷厄姆·格林生前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许多人认为要归咎于格林把自己的小说分成消遣与严肃两个类别。严肃应该，消遣不行，写消遣的作品就是为了钱，而君子不言利，大家都这么说。1956年，在致编辑的一封信里，伊夫林·沃说自己的写作也可以分为“为钱而写”和“为智识阶级而写”两类。为智识阶级而写的是小说，为钱而写的是报刊文章。当然即便为钱而写，伊夫林·沃也不会去迎合编辑的口味，完全按别人的意志来剪裁自己的文章。作家的尊严与信念，一种义愤之情，甚或一丝荒诞之感，都使他不能失去自律之心。哪怕是最心怀坦白“为钱而写”的文章，其中也会有他的灵光一闪，远非不值一哂的垃圾。不过也得承认，钱确实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通常说来，伊夫林·沃写什么、怎么写取决于他能拿多少钱。
伊夫林·沃去世十年之后，多纳·盖拉格编了一本叫做《小小的秩序》的书，收入伊夫林·沃报刊文章的一小部分。盖拉格把他的报刊写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8年至1945年之间，用沃自己的话说就是“别管什么都别放过，板球评论还是家政专栏，反正来者不拒”。刚刚完成小说《邪恶肉体》的伊夫林·沃，生活有点像处女作《人间天堂》卖得正好的菲茨杰拉德：一样地春风得意，一样地纸醉金迷，手头总是紧的，怎么拼命玩乐就得怎么拼命赚钱。沃曾讲过这样亦庄亦谐的话：“你必须把一半精力花在为报纸写稿上头，编辑要这些稿子因为有人买你的书，人们买你的书因为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虽然板球评论或者家政专栏沃没有写过，但是娱乐、饮食、时装这样的题目他是推不掉的，因为钱给的实在不少。
第二阶段以1945年《旧地重游》的出版为标志。这部小说为伊夫林·沃赢得了大西洋两岸的如潮欢呼，《纽约时报书评》恰如其分地评价道：“《旧地重游》具有那种只有在一个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家那里才会找得到的深度与分量。”小说卖掉六十万册，名声响了，钱袋鼓了，沃要写什么文章也可以由自己做主了。他的文章变得精雕细刻字斟句酌，与战后素朴的文风刚好相左。沃专门写了一篇《英美文风漫谈》，阐明自己的观点： “有一件事我确定无疑，那便是一个作家如果想有所发展，他就必定越来越多地考虑风格问题。……非做出抉择不可，要么成为艺术家要么成为预言家。前者竟日埋首，磨砺技艺，找寻文字之趣；后者往来奔走，大声疾呼，针贬时下痼疾。字城词郭中的隐士固不易长久为人所喜，宣传家则一定一无所获。”
在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找不到一尊明显的界标。《旧地重游》的销量减下来，伊夫林·沃保守的天主教小说家的形象也在公众心目中确定下来。实在得解释几句，《旧地重游》这部精美的小说的确为浓重的怀旧氛围所笼罩，的确有一个天主教获得胜利的光明尾巴，但伊夫林·沃那闪闪烁烁的暗讽语气已经把他的款曲道出来了，只是旁人听不入耳。此时的沃将错就错，刻意扮成顽固死硬的保守派、难于取悦的鉴赏家，连右倾的《泰晤士报》对其来说都是赤色宣传的托利党人。报纸杂志太欢迎这样一位沃先生了，相反，对他不那么古怪乖戾的意见他们毫无兴趣。在《风俗与道德》一文中，伊夫林·沃说当下的英国充斥着“邋塌女和乡巴佬”，说“今天英国的浴室史无前例的多，泥脖子和脏指甲也是史无前例的多”。报纸喜欢听到这样的怪话，为此付给他另外一篇宗教文章和一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书评的稿费，而那两篇文章却不给发表。不管主动抑或被动，沃的滑稽角色是一直演下去了。
金蝉脱壳不容易，所以他偶尔一露峥嵘的严肃文章显得异常珍贵。沃的文学趣味纯正，艺术感觉敏锐，写出来的评论都能见人所未见。他毫不犹豫地替费尔班克和亨利·格林敲边鼓，因为确信他们的才华。才华，确实是他喜欢用以称赞或贬抑一位作家的依据。斯蒂芬·斯彭德的自传出版，赞誉声不绝，沃却大加批驳，认为斯彭德才具平平，不过是靠在奥登、麦克尼斯、衣舍伍德的圈子里混个脸熟而博得文名。一下笔就想臧否人物，这是沃的毛病，像批评斯彭德就未必正确，至少是持论过苛。不过他的原则很彻底，周围的朋友批评起来一样严厉。比如西里尔·康诺利的《前程之敌》，伊夫林·沃一方面承认它的文字流光溢彩，一方面也指陈它的结构松散零落，远未达至专业水准。沃的文学理想是敏锐、精美、高贵，一种贵族的文学理想。塞西尔·比顿爵士的回忆录这样写道：“他想有一份爱德华时代贵族的做派，他最清楚绅士何所为、何所不为。老实说，伊夫林一生的情结所系、悲剧所在就是他并非一个高挑俊美、高贵富有的世家子弟。”出身没的选择，好在文学品味得偿所愿，算得上“高挑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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